第一章 泥土中的种子：贫寒与坚韧的童年
我出生在1967年的浙江东阳横店，一个如今因影视城闻名却彼时贫瘠的小村庄。父亲是石匠，母亲是农妇，家中三个孩子，我是最小的男孩。记忆里，父母的身影总是与汗水交织：父亲在采石场抡锤凿石，母亲弯腰在田间种菜。童年的饭桌上，最常见的是白米饭配梅干菜，偶尔加一块咸鱼便是难得的奢侈。
14岁那年，父亲在采石场被炸伤右手，失去劳动能力。那个瞬间，我仿佛听见命运的铁锤砸向生活的希望。父亲只能找到一份月薪15元的看门工作，母亲挑起家庭重担，两个姐姐辍学编草鞋补贴家用。父亲曾想让我读中专，早日赚钱养家，但母亲坚持：“只有读书，才能跳出这泥潭。”她顶着压力，用微薄的收入支撑我读完高中。
那时的我，深知每一口饭都浸着家人的血汗。我发疯般读书，路灯下背书、课间啃馒头做题成了常态。1985年，我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——全村第一个大学生。离家那天，母亲塞给我一罐梅干菜，父亲用残损的手拍了拍我的肩。我暗自发誓：绝不辜负这份牺牲。
第二章 复旦岁月：骑行千里，叩问人生
踏入复旦校园时，我连火车都没坐过。哲学系的课堂让我着迷，苏格拉底的追问、黑格尔的辩证，让我开始思考：知识如何改变命运？但真正塑造我的，是车轮上的“社会实践”。
大二暑假，我骑一辆二手自行车从上海到北京，风餐露宿，沿途观察市井百态。后来，我又组织“黄金海岸3000里”骑行，一路南下至海南。在青岛，我饿了两顿肚子，只为尝一口凭票供应的青岛啤酒——那杯苦涩与甘甜交织的滋味，像极了人生。骑行让我明白：路是闯出来的，机遇藏在未知的转角。
毕业后，我留校任团委老师。稳定的工作、体面的身份，却浇不灭内心的躁动。1992年，邓小平南巡讲话如春雷炸响，我攥着为出国准备的3.8万元，与同学梁信军辞去教职，创办“广信科技咨询公司”。一间15平米的办公室、一台586电脑、一辆28大杠自行车，便是全部家当。
第三章 创业维艰：从3.8万到第一个亿
创业初期，我们像无头苍蝇般四处发传单，直到台湾元祖食品找上门。他们想进军上海市场，却不知如何落地。我们通宵达旦调研，写出30页报告，拿下第一单——30万元！这笔钱让我们活了下来，更让我坚信：市场调研是商业的“眼睛”。
1993年，一次饭局改变了复星的命运。席间，复旦遗传学教授谈起基因工程，我虽听不懂术语，却嗅到了商机。我拉来校友汪群斌、范伟和谈剑（后来成为我的第一任妻子），将公司更名为“复星”，寓意“复旦之星”。我们瞄准乙肝诊断试剂，与母校合作研发，推出国内首个PCR乙型肝炎检测产品。1995年，这款试剂狂揽1亿元利润，复星医药一炮而红。
资本市场的浪潮接踵而至。1998年，复星实业（现复星医药）登陆A股，募资3.5亿元。我们用这笔钱杀入房地产，开发复地集团；收购豫园商城，布局黄金珠宝；参股国药控股，进军医药流通……“多元化”战略下，复星如滚雪球般壮大。2007年，复星国际港股上市，市值突破800亿港元。有人称我“中国巴菲特”，但我更愿做“产业深耕者”——投资不是赌局，而是与时代共舞。
第四章 全球化与危机：进退之间的智慧
2010年后，复星开启全球化征程。收购法国度假村品牌ClubMed、入股葡萄牙保险巨头Fidelidade、拿下青岛啤酒18%股权……每一步都伴随争议。有人质疑“摊子太大”，但我深知：全球化不是跟风，而是“中国动力嫁接全球资源”。2024年，复星海外收入占比近50%，海外员工超半数。豫园灯会从上海走到巴黎，复星医药的CAR-T疗法惠及全球患者——这是中国企业的底气。
危机亦如影随形。2015年股市震荡、2020年疫情冲击、2022年债务质疑……每一次风暴中，我都坚持“有进有退”。2024年，我们退出非核心资产300亿元，聚焦大健康、消费、文旅等主业。有人惋惜，但我坚信：只有舍弃浮华，才能轻装前行。
第五章 家庭与责任：铁汉柔情
事业背后，家庭是我的港湾。与第一任妻子谈剑因理念分歧和平分手后，我遇见东方卫视主持人王津元。她知性坚韧，与我共育三个孩子。我们坚持“富养精神，穷养物质”：孩子穿普通校服，学做家务，假期到乡村义诊。长女在纽约创业推广旗袍文化，她说：“爸爸，我想让世界看见中国美。”——这比任何财富都让我骄傲。
复星也从未忘记社会责任。“乡村医生计划”覆盖全国73个县，惠及2.4万名村医；抗疫期间，复星全球采购医疗物资，创下“72小时跨国驰援”的奇迹。2024年，复星基金会入选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案例。我常对员工说：“商业向善，才是永恒的成功。”
尾声：121岁的愿景
如今，复星已过“而立之年”。有人问我成功的秘诀，我总想起母亲的那罐梅干菜、骑行路上的那杯青岛啤酒、创业初期的那个不眠夜。如果说有什么经验，那便是：顺势而为，敢为人先；敬畏风险，坚守初心。
未来，复星的愿景是“让全球家庭健康、快乐、富足，活到121岁”。这条路注定崎岖，但我相信：只要踏浪前行，终能抵达星辰大海。
